根據今天發表在《婦女與生育》雜志上的一份新的同行評議論文集，澳大利亞每年發生的2000多個死產中，有許多是可以通過改善產婦護理來預防的。10篇論文著重介紹了澳大利亞的死產悲劇，死產仍然是一個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對父母、家庭和更廣泛的社區造成了巨大的死亡負擔和心理社會影響。

  死產系列文章為澳大利亞采取緊急行動解決死胎率問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特別是在受影響過大的高風險群體中。

  澳大利亞死產現狀

  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婦女，以及南亞和非洲移民社區的婦女，目前生死胎的風險是其它地區的兩倍。

  在整個澳大利亞，40%的妊娠晚期死產仍然“無法解釋”，很多只是因為調查和分類不充分，還有很多是因為我們根本不明白原因，需要進一步研究。

  目前，澳大利亞只有百分之五的圍產期死亡都是根據最佳實踐進行審計和報告的。

  該系列的第一篇論文題為“通往現在的道路：澳大利亞20年的死產研究和宣傳”，提出了更好地管理和評估產婦風險因素的理由，認為這是降低死胎率和改善母嬰健康結果的關鍵。

  許多死產是可以預防的

  澳大利亞的許多死產是可以預防的。事實上，死產是與長期健康負擔相關的圍產期不良結局的一連串極端現象。因此，預防死產可能會導致母嬰健康的大規模改善。

  “大多數死產和新生兒死亡是早產，自發性早產和感染是促成因素。因此，預防早產和分娩是當務之急。胎盤功能不全是妊娠晚期死產的重要原因，因此開發一種精確的胎盤功能不良的生物標志物是另一個高度優先考慮的問題。然而，死胎預防的主要工作是評估產婦的危險因素，并在嬰兒被認為風險增加時計劃早產。”

  《死產系列》指出，關鍵舉措，如全國推出“更安全的嬰兒捆綁包”和澳大利亞政府的“國家死產行動和實施計劃”是澳大利亞降低死產率工作的核心。

  《婦女與生育》主編卡羅琳·霍默（Caroline Homer）教授說，死產系列的出版旨在引起澳大利亞和全球對這一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衛生專業人員、研究人員和決策者需要與婦女及其伴侶、家庭和社區合作，減少這一悲劇事件。

  意義

  霍默教授說：“解決可預防的死胎問題一直很重要，但在COVID-19時代，由于產婦保健服務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混亂和服務供應變化的困擾，這一點甚至更為關鍵。”

  死產研究中心主任、該系列第一篇論文的主要作者維姬·弗萊納迪（Vicki Flenady）教授說，這項研究突出了在澳大利亞要結束可預防的死產需要做些什么。

  弗萊納迪教授說：“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我們面前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要解決社區群體死胎率的差異，又要更好地理解目前被歸類為沒有已知病因的高死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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